李光耀逝世，“新加坡模式”又成热议。新加坡的成功缘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高效清廉的官僚精英，但横看纵比，良好的秩序是基础，没有强力政府，没有良好秩序，没有严明法治，一切都是空谈。

　　秩序先于民主，要民主必须先有秩序作保证。在政治发展和现代社会“民主化”浪潮中，新加坡选择了秩序稳定先于民主、个人主义服从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威权体制。李光耀认为，民主必须服从政治稳定，民主政治的运作要以秩序、稳定为前提。放眼世界，美国、战后日本、西欧诸国等发达国家的发展，以及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有和平稳定的国际大环境和国内良好的政治、经济等秩序作支撑，是社会大局稳定、国家和谐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基础。反观伊拉克、叙利亚、也门等中东国家，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以及利比亚、刚果、索马里等非洲国家，要么持续战乱，要么今天搞“颜色革命”、明天搞“街头政治”，政局动荡、内外交困、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深入推进，全社会树立并强化秩序为先的理念并加以切实落实意义十分重大。

　　总的来讲，中国政治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发展。但是，全民秩序意识比较紊乱，有法不依、有理不讲，给维稳工作带来了巨大压力。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国内、国际的因素，也有顶层设计、实践环节的问题。归结起来，不外乎就是价值观念、文化传承、制度设计和媒介传播等方面的问题。

　　一是西方价值观的冲击，乱了思想。当前，各种社会思潮空前活跃，特别是西方设置的学术陷阱、文化陷阱，打着民主、人权、平等、自由的旗号，兜售西方“普世价值”观念，与西方敌对势力的军事、政治图谋内应外合，是企图扼杀中国的新阴谋，是西化、分化中国的新手段新策略。这些社会思潮纷繁缭乱、复杂多变，如果不顾中国几千年传统思想、社会意识，不切本土实际，过于强调西方所谓的民主、人权、平等和自由，任其泛滥而不加以警惕和批判，势必对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香港“占中”运动，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二是传统传承上的缺失，松了纽带。由于传统文明理念传承的缺失，人们缺少了做人的良知、良心和荣誉。学校教育存在误区，过于强调知识的掌握，忽视内心的修养和对规则的遵循，社会规范和家庭、宗族教育与管束以及地方基层自治的乏力，使得人们忽视了规则和秩序，精神上普遍“缺钙”，一些人“唯我利己、唯利是图”，完全不顾国家集体利益和诚信公平道义。

　　三是制度设立不完善和执行不到位，丢了规矩。有些法律制度设立不科学、不完善，自由裁量空间过宽过泛，条文空洞，操作性不强；在实践中强调执法司法主体责任多、权利少，导致责权失衡；有些地方重制度设计轻执行落实，执行不严格，处罚不到位；有的部门没有大局意识，见利益就争，见困难就躲，把维稳工作全部寄希望于政法机关。

　　四是对社会不良情绪的约束和纠正不力，坏了风气。由于互联网的开放性，论坛、QQ、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的广泛运用，社会公众的情感宣泄、情绪张扬和利益表达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活跃。各种各样的焦躁疑惧、茫然困惑、郁闷失落、愤恨仇怨等负面情绪交织扩散。一些人利用社会上“仇富、仇官、仇警、仇医、仇师”的心态为噱头，制造舆论、吸人眼球、混淆视听、破坏秩序。一些人对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视而不见，对社会现实有诸多不满乃至强烈反感，没有辩证看待改革发展稳定中出现的问题，戴着“有色眼镜”观察、解读社会，盲目怀疑、全盘否定，甚至以此为荣，哗众取宠，捞取名利。而我们有的职能监管部门却麻木不仁，听之任之，助长了歪风。可以说，中国的社会秩序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

　　当然，秩序为先理念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更需要一系列强力手段。众所周知，新加坡严明完备的法治模式，因其推崇严刑峻法而闻名。它的细，细到在公交车里喝口水要怎么处罚，发现谁家有只蚊子要怎么处罚；它的严，严到破坏公物、入室盗窃、打架斗殴不但要赔钱，还要处以鞭刑，一鞭下去，叫你皮开肉绽，痛彻肺腑，三月内无法端坐和仰卧。治“顽疾”需要用重典，立“规矩”需要树威严。在社会治理实践中，我们要进一步强化秩序为先理念，树立法治权威，维护社会稳定。

　　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深入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平安中国建设，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和解决矛盾问题，真正做到“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

　　要真正用“拿来主义”对待西方的民主观点。结合当地实际和社会发展历史阶段实际，扬弃经验，洋为中用，正确看待民主与秩序的辩证关系，树立秩序先于民主的理念，高度重视秩序的基础性地位。坚决摒弃个人至上、人权至上的绝对民主、绝对自由的错误观点。

　　要发扬并传承好中华文明。大力推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注重家庭等社会细胞的道德修养教育，发挥宗族管教和约束作用，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要保障执法力量，维护执法威信。进一步完善执法立法，给公安、检察、审判等机关真正维护社会秩序的权力，支持国家暴力机关严格执法，严厉打击目无法纪、暴力抗法的行为。警惕和防止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社会矛盾，借机煽动和蛊惑不明真相的群众，寻衅滋事，实施打、砸、抢等暴力犯罪活动，严厉制裁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肆意践踏法律的违法行为。同时，要加强政法机关建设，提升执法司法公信力。

　　要把握好舆论导向这个关键点，营造良好的秩序为先的氛围。认真做好新形势下舆论引导工作，切实强化舆论阵地意识，坚持网上网下一起抓，传统媒介与新兴媒体一起抓，内宣外宣一起抓。坚持正面宣传为主，不要把眼睛总是盯着警察的不足、案件的瑕疵、负面的新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秩序为先理念，厉行法治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