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故乡总会一阵温暖。可三年前母亲离世后，我对故乡的感觉一下子变得沉重和遥远了起来，幡然发觉游子眷恋故乡原来很大程度源自深深的母爱。今年年初，耋耄老父亲搬到县城和哥哥同住，乡下只留下了一座人去屋空的吊脚楼，我的心也跟着空落落的。因为它承载着我生命成长的记忆，充满了家人生活太多的悲欢。我还常常在梦中见到母亲独自守候在吊脚楼，有时遭逢屋子漏雨，有时见着房上闪烁着金光。梦醒之后，感觉母亲和吊脚楼都远在天边，内心一片戚然。

　　近些年，年轻人大多涌向城市，村里留下的多为老人和小孩，回到村里感觉有些落寞，有些沧桑，感到村庄缺乏青春的气息。山村，它为城镇、为都市输送一个个青春的生命，他们分散到遥远的街道、工地和厂房，装修都市及城里人家的新装，增添城市的热闹与繁华，而多数村寨依旧默默无闻，甚至变得更加安静和孤独。

　　于是，我常常在念想中找寻思乡的理由，也总会有许多生活故事勾起我绵绵的情思。今年四月回乡，又有了新的感触和发现。首先是那漫山的绿。那是一层一层的绿，浓淡深浅不一，绿树丛中偶尔一树的白，一树的粉。想想北京的树木，冬日光秃秃的，到了春夏之交突然几日里树木都齐刷刷地争着变绿。绿是都绿了，不过都是一样的绿，感觉单调了些。还是家乡的山多一些层次和姿色，还有翠竹依依，竹韵悠悠，更增添几分韵致。

　　此次回乡是参加县文联举办的“走进万佛山·侗寨”文学创作笔会，日程安排中除了举办文学座谈交流外，还将参观学习，考察采风。

　　4月27日上午，万佛山·侗寨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挂牌庆典结束后，远道而来的宾客开始爬山。或许应该叫游山，因为山虽陡峭，悬崖虽险峻，可是一条平整的阶梯盘山缓缓而上，让人如履平地，且人多行进缓慢更无登山攀援之难。许多老百姓也赶来了，队伍中有年轻的妈妈带着刚学会走路的小孩，甚至还有年过花甲拄着拐杖的老人，像是赶集过节一般。我很是纳闷，怎么山里人还要来看山?

　　快到山顶的一块平地上，突然看到很多人驻足于此，有的就着地上的石头坐着歇气，陪同的县文联杨主席介绍说这是明代的万佛寺遗址。在旁边立着的木牌上，我读到了下面的文字：

　　万佛山地区曾有三十六寺，七十二庵，万佛寺为其中之一，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0，毁于1868年)。

　　清咸丰十一年，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率领太平军经此入川，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大量的散兵游勇流向民间。当年，随翼王石达开西征的部分男女太平军重新流落到万佛山地区，男人住庙为僧，女人削发为尼。清政府得知后，派兵缉拿，并捣寺毁庵，使得几百年来盛兴的香火毁于一旦，仅留下这些残垣断壁，碎瓦乱石。此遗迹保留至今，是万佛山地区厚重的佛教文化遗存的例证。 {Ky:PAGE}

　　我恍然大悟“万佛山”之义。刚才在半山腰见着导游说的“万佛朝圣”、“仙人居”造型的景观，我还极不以为然，原来还真的是有佛的。杨主席说，后期开发还将重修万佛寺。我一听心里怦然而动。一路往山上走时我还思索着如果只是为了爬山，只是观看层峦叠嶂的群峰和漫山的绿，景区怎能活跃起来。“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只有充满了神性的山才会在百姓的心中占有分量。去年我们去西藏开会，拜谒了一些著名的寺庙，当时很是震惊处处可见举家朝拜的藏族人民，打听才知道西藏的所有寺庙，包括布达拉宫，藏族人是可以免费进去的。当时听着很惊喜。我真的希望家乡这座万佛寺修好后不会高高在上，不要因为景区门票高昂而将当地虔诚的百姓拒之门外。地方的山水首先需要惠及的就是这方水土养育的百姓，这里的百姓精神上需要它、认可它，远近的游客也才会慕名而来、尽兴而去。

　　沿着下山的阶梯走起来心里舒畅了许多。快到山脚时，在路的拐角处看到一块红底木牌，做成党旗飘扬的形状，中间有党薇和五角星，低边横写着“红军长征途径此地”，左边用繁体字竖排“中国工农红军”。牌子的左边是新修的水泥路，通往山外，右边是灌木丛生的泥巴小径，伸向山间。路旁有休憩的人，我随口就问，“红军长征真的从这里路过?”其中一人回答说：“那是当然了，前面还有个坟，是红军墓哦。”我顺着他的手指方向看，看到一个土坟，心里将信将疑。但坚信这块木牌指向历史的真实。

　　在北京，我曾多次介绍自己的家乡是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常有人不知其所在，于是我会加上一句“就是红军长征通道转兵的地方”。1934年12月，中央红军来到了湘黔贵交界处，大山深处的侗乡雨雪交加。这时，红军总兵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革命队伍元气大伤，前途未卜。11日，中央红军占领了当时的县城所在地县溪，12日中央领导人在县城东边的恭城书院召开临时紧急会议。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毛泽东被撤销了党内、军内的领导职务，到达通道时他还不是领导核心，没有决定权。在这生死攸关之时，在博古、李德等领导人一筹莫展的时刻，会议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建议，决定改变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而转为西进，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如果没有这次紧急会议，中央红军不在通道转兵，而是按照原计划行进，那么红军主力军将钻进蒋介石好几十万兵力布好的口袋阵，则可能成为“请君入瓮”而将全军覆灭了。

　　多么惊险啊!看着面前这个小小的指示牌，想想历史上那惊心动魄的一幕，我忍不住一阵颤抖。通道会议让我的侗乡出现在中国革命历史的紧要关头，承载了一段历史的珍贵记忆。其实，除了中央红军外，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率领的红七军，任弼时、王震、肖克等同志率领的红六军团也曾路经通道，留下了许多军爱民、民拥军的感人故事，据查有40余位红军流落到我的通道侗乡。红军也曾在通道与敌人展开过大小十余次战斗，其中1934年9月发生在小水村大坡界的战役，牺牲了30多位战士，最后剩下的8名红军宁死不当俘虏，跳崖身亡。肖克题写的“红军精神永存”纪念碑矗立在小水，让人缅怀和铭记这些无名英雄。

　　翻开中国革命史，无数个战役之后走向胜利，一路走来有多少献身革命的无名英烈啊!他们参加革命之时，特别是在红军处于困顿中依然参军的同志，肯定意识到会抛头颅洒血肉的，然而他们还是毅然决然地加入了革命队伍，让党的光芒照亮未来之路，一起推动革命的成功。 {Ky:PAGE}

　　离开了万佛山，我还沉浸于绵绵的遐思。

　　回首历史，再回到现实，内心便激荡着感恩之情。山路弯弯，汽车沿山盘旋，转过一道弯又一道弯，突然听到雄浑的芦笙曲响起——黄都文化村到了。近十年，这个村子已经成为县里的旅游名片了，可我还没有专门做过探访呢。

        走进寨门，喝上侗家女儿送上的迎客拦路酒，顿时置身于节日的热闹和喜庆之中。这里的侗寨，有平整的水泥路、漂亮的路灯、路旁动听的音响，村民家里一律的电气化，处处显示出现代文明的气息。同时，风雨桥头的平坝上侗戏有声有色地演着，鼓楼旁的晒谷坪上男女老少在玩毽子、练芦笙、弹琴、闲聊，吊脚楼前有阿姨用石臼舂米(她说舂米用来喂猪)，还有人在捣侗布，空气中弥漫着油茶的清香。

　　古老与现代交融，乡村和城市血脉相连。这里的乡村焕然一新。虽然是一个文化旅游的新村，虽然它还不算具有普遍代表性，可是这里的乡情浓缩了侗族传统文化，提供了传统文明与现代文化和谐发展的可能。

　　晚餐是侗族独特的合拢宴，是村民一起烹饪出来的农家饭。几百宾客围着长桌一起互敬苦酒、共享佳肴、互诉衷肠。杯杯苦酒下肚，留下满口香醇甜蜜，温馨祥和的气息弹拨着我的心弦，我感觉醉了!

　　第二天，在坪坦村，走出寨子时，我和苗族80后女作家龚煜落在最后。在凉亭上纳凉的几个男青年用侗语开玩笑说，把这两个妹妹留下来玩山好了。

　　走过了几步，我跟小煜说，你知道刚才他们说什么吗?他们说要把我俩留下来玩山，玩山就是侗族谈恋爱的意思。

　　龚煜听着嘻嘻笑，回头向他们摇摇手，凉亭那边顿时哄堂大笑起来。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游客中会有一个听懂侗话的侗家女。玩山坐月，是侗族青年的浪漫生活。上世纪90年代之前，甚至在解放前，这样的恋爱形式在侗族民间普遍存在着。可是这些年，农民涌进城市，村寨里的歌已经寥寥，也难见到玩山的年轻人了。我真想留下来，到鼓楼上倾听几夜侗歌啊!

　　从坪坦村出来，沿着坪坦河车行20多分钟，下一个去处是芋头村。在坪坦河沿岸侗文化长廊中最富侗文化底蕴的非芋头侗寨莫属。芋头侗寨始建于明洪武年间，寨内有鼓楼4座、风雨桥3座、门楼1座、吊脚楼78栋，还有芦笙场、古井、古墓葬群、祭祀侗族始祖的萨岁坛，以及天平天国石达开领军走过、红军西转过贵州也踏过的青石板古驿道，堪称为一个生动的侗族历史文化博物馆，2001年被列为全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来到村口，早已等候在此的村民讲解员没有什么客套话就滔滔不绝地介绍起自己的村庄，我对芋头已有些了解，没有太在意他的说辞，传到耳朵的话有一句没一句的，“……大家刚才看到的‘芋头古侗寨’寨名是省政协副主席、省文联主席谭仲池先生题写的……”随后他把我们领到一座新修的风雨桥，说，“我们站在的这座桥叫廻龙桥。廻龙桥始建于乾隆四十二年，因年久失修而在70年代损毁。现在看到的这座桥是2009年重新修建的，大家往上看，新修的桥名是台湾宋楚瑜先生亲笔题词的……”怎么跟台湾和宋楚瑜有联系?太意外了!原来这座风雨桥是侗乡和宝岛台湾人士一起提议捐资筹款而得以重建的连心桥，在这里，我听到了的一段良缘佳话。

　　2008年3月29日到4月3日，台湾政治大学民族学系侗族建筑艺术田野实习队一行17人在张骏逸教授的带领下来到我侗乡调研考察，其中有3天时间是在芋头侗寨度过的。河水缠绵，廻龙桥原址乾隆四十一年所立“津梁有托”石碑尚在，桥却不复存在。短暂的相聚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客人离别时表示要和侗乡人民携手一起修复廻龙桥。次年五月，杨少波、石佳能、李金龙、秦林荣、林良斌、杨通位等侗族学者应邀赴台参加“两岸少数民族文化与创意学术研讨会”，其间大家重提修桥愿望，发出捐资筹款倡议，重建工作正式启动。张教授系台湾知名人士，跟随宋楚瑜先生组建台湾亲民党，为此而得到了宋先生的题词，新桥是台北科技大学著名建筑设计师陈琳琳教授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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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雨桥旁树立着三块功德碑，在杨少波题写的《福桥连两岸，风雨释真情》序言中，我读到了一些捐款人的名字：

　　县委书记丁友平、县长钦代寿带头各捐三千元建桥善款，各级各部门各企业亦纷纷响应，浙江客商黄伟飞先生捐款十万元，台湾政治大学张骏逸教授、陈琳琳老师和刘少君博士捐寄善款二万元，日籍教授藤井志津枝女士捐寄善款二万台币，美籍华人杨一信、英籍华人翮宇、香港《名家》出版社王贵宝等海内外炎黄子孙慷慨解囊，吴炎祥等一批离退休老干部相邀乐捐……寸寸善心，集腋成裘，重修芋头廻龙桥的捐款义举，已凝结成一曲爱心铺就的歌。

　　而另外两块分别题写着“功德无量” “万古流芳”的石碑上密密麻麻刻着四百多个捐款人及单位的名字及捐款数目，其中有数十个芋头村民。

　　偏远侗乡的一座风雨桥，凝结了海内外那么多人士的爱心和善举，我被这血浓于水的深情感动了!

　　沿着公路慢走十多分钟，来到寨前，一座古朴的风雨桥横卧在小河之上。桥头木墙上，赫然画着毛主席的头像，下面是七朵向日葵和一个硕大的“忠”字，两边分别写着“跟着毛主席”、“世界一片红”。虽然木板已经很陈旧，但是金色的图画和字体依然光彩照人。这应该是四五十年前留下的图片了，我不知道全国还有多少地方存留有这样的生动记忆。历史烟云过处，有得有失，在所难免。可是在侗乡人民心底，毛主席和党永放光芒。

　　沿着纪念侗族人文始祖萨岁的108级石阶拾级而上，在石阶顶头的拐弯处，矗立着一个大石碑，上面写着“学馆碑记”，并列出满满当当的捐款名目。杨主席说这个学馆是民国期间留下的，这样的学馆碑记寥寥无几。

　　这么说，民国年间，新文化浪潮已经在我们的侗寨播撒开了。透过学馆大碑，我仿佛听到了历史深处传来了村民觉醒过来诵读新学的声音。

　　寨子安静得很，鼓楼里都有人在乘凉，多为老人，估计年轻人大多外出了。同行的作家给老人照相，老人一脸和善。来到乾隆五十年建的古井旁，大家争着畅饮清凉可口的井水，还纷纷倒空矿泉水瓶装满山泉水。讲解员说这水也是长寿水。正说着，大家发现井水背后的缓坡上有个老奶奶拿着镰刀在除草。讲解员立马说，大家看，这位老人都已经103岁了，每天都还在劳动，身体健康得很。几个作家听了赶忙迎上去给老人照相。老人直起腰，呵呵笑，用侗话连连说，“谢谢，谢谢!”我看着一阵眼热。想起到一些地方旅游，照相得交费，还常常被蜂拥而上推销商品的村民包围，极大地破坏了游玩的兴致。

　　往回走时，在路旁有两个四五岁的小朋友并排唱着：“欢迎，欢迎!”大家不由得停下步子摸摸孩子的小脸蛋，我翻遍挎包才找到了两颗糖给他们，可惜就剩这么两颗了。这些笑脸，就是感染人的风景啊!

　　下午召开文学座谈会，我也得谈谈我们杂志的编辑出版情况，轮到我时，突然觉得很激动，不由得脱口说出回乡的感受：“这次回乡，不是简单的探亲，一路走来觉得百感交集。18年前我还在上中学时，我只知道刻苦勤奋，一心想离开偏远贫困的山村，梦想着跨长江、过黄河、上北京去。时间如白驹过隙，我到北京学习、工作，一晃已经过了18年。如今，我常常会思念故乡，前几天还在梦中回到了家乡。这两天看到故乡新的风景，新的进步，我对故乡有了新的认识，我觉得自己更加热爱家乡，深深祝福我的家乡……”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中国侗族文学会秘书长、《民族文学》杂志主编助理、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