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

　　一段时间，“贩卖儿童一律死刑”刷爆朋友圈，数十万人的网络接力，让呼吁死刑的意愿甚嚣尘上。后面虽然被证实是一次“未经批准”的营销行为，但依然不失为一场民意的集中表达。

　　二、现实情况

　　但在司法实践中，根据刑法的规定，除非情节特别严重的拐卖儿童罪才会判处死刑，这就与他们内心的愤怒和期待并不相称。于是，大家就觉得对于“人贩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在法律层面上，认为“贩卖儿童犯罪一律判处死刑”则是一个值得理性反思的命题。

　　目前刑法第240条规定，犯拐卖儿童罪，符合8种情形之一，且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拐卖儿童集团的首要分子；拐卖儿童三人以上的……

　　可见，刑法对拐卖儿童罪的处罚本身就相当严厉，一般可以判处5年至10年有期徒刑，具备刑法规定8种加重构成的，可以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死刑，对于情节特别严重的，则可以判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显然，拐卖儿童罪本身就包含了死刑，因此，不存在修改刑法，增加死刑条款之说。

　　另外，拐卖儿童罪是否判处死刑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根据刑法第240条的规定，犯拐卖儿童罪，也不是一律要判处死刑。在考虑是否可以适用死刑的时候，首先要考虑被告人是否属于刑法第240条所规定的8种情形，而且必须情节特别严重。

　　在拐卖儿童案件中，案件情形千差万别，被告人的个体情况也都不一样，其犯罪的违法与责任存在着差异，对“人贩子”一律判处死刑，完全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不符合刑罚公正和刑罚个别化的理念。

　　而从刑事政策的角度来看，对于“人贩子”也不能一律判处死刑。如果对所有“人贩子”，不分案件的具体情况，一律判处死刑，可能就会阻断犯罪分子的退路，鼓励他们将犯罪进行到底。

　　三、解决问题

　　我国的司法改革正步入深层。一个要点，就是要准确理解和把握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宽严都要落实，宽严都要依法，宽严都要适度。我国刑法对拐卖儿童的犯罪行为，并没有回避使用死刑。各级人民法院在涉及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案件审理中，重刑比例相对已经较高。对于处在当前这个发展阶段的中国来说，死刑可用，但死刑要慎用。对于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行为，立法层面要不断完善，执法层面更需做得更到位。

　　1、解决拐卖妇女儿童问题，需要从立法到执法到司法的一系列协同。对此类犯罪，公安机关要严格执法，不能推诿和不作为。执法和司法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对于收买方要严格控制从轻和免于追责的适用。预防和寻找被拐妇女儿童也很关键，如对人口信息的采集，指纹及DNA的采集，出生证明、户籍登记、婚姻登记信息系统的联网共享

　　2、解决问题，还需要在收买被拐儿童的主要地区——广大农村地区，加强普法，增加经常性的法治教育，发挥基层党组织和村干部们重要的引导、预防、管理作用。解决问题，也需要考虑并探索改进社会收养方式，让相关法规更有利于保障合法收养，让合法收养的渠道更加畅。

　　3、解决问题，完善收养制度，若让没有孩子的家庭可以通过合法途径顺畅完成收养程序，谁也不会再愿意冒着犯罪的风险去买孩子。

　　四、结论

　　现实中的正义有其限度，缺乏具体的语境分析，抽离了特定的涵义界定，以所谓的正义之名去寻求一种超出法治结构的应变，对同一种犯罪现象进行格式化的重刑处理，只会让刑罚在那些明显超出罪责的个案中变得不正义，同时也会让法律充满不确定性，让法治如同正义一样变得虚无缥缈。这种不确定性，恰是从法治主义走向人治主义的危险信号。我对公民内心的朴素正义感素来敬仰，但拥有它并不意味着就能获得法治，因为它离法治还有一段距离。

　　总之，不论是否讨论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分子是不是“一律死刑”等一系列人们关注事件或热点，我们应该要实事求是地讨论，而不是只图泄愤解气地讨论；要用法治思维来讨论，而不是用违法法理的思维旧习来讨论；要站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来讨论，而不是碎片化、表面化地来讨论；要从尊重法治、依靠法治的出发点来讨论，而不是以试图用舆论绑架司法的方式来讨论。不能凭借自己的一时义气，人云亦云，弘扬所谓的正义。

　　说到底，正义为我们提供一套价值话语体系，只有将正义置于具体的事实当中，才能接引法治精神。而真正的法治精神，是在朴素的正义感基础上孕育出的对法律的尊崇，对理性的珍惜，对依法适用法律的服膺。